10、麦地里的童年
六十年代的黄土塬上，老槐树的年轮又添了五道刻痕。那年我七岁，已经能踮着脚够到灶台沿儿了。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娃，上面个哥哥，底下三个弟弟像糖葫芦似的串在我身后——其实说是三个弟弟，真正能满地撒欢的只有老大，老四老五还裹着开裆裤，走起路来像两只摇摇晃晃的芦花鸡。
父亲从县城粮站回来的那天，生产队的铜锣敲得震天响。母亲蹲在灶坑前添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晃得人眼晕。“工分要紧还是命根子要紧？“她把火钳往地上一摔，惊飞了梁上筑巢的燕子。父亲最终还是脱下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脚卷起沾满永定河的泥星子。
我总记得那个蝉鸣聒噪的晌午。老四在我怀里扭成麻花，老五扯着裤腿要解手。井台边的青石板晒得发烫，我左手抱着老四，右手拽着老五，活像只护崽的老母鸡。忽然脚底一滑，老五的哭声惊飞了柳梢头的麻雀，等母亲从棉花地里奔来时，老四的胳膊已经软塌塌地垂着，像根被雨水泡烂的葱管。
“作孽哟！“母亲扬起的手掌在半空凝成风，最后轻轻落在我发顶。邻居王奶奶把我搂进怀里：“桂香自个儿还是个奶娃娃呢。“那天我被锁在东厢房，透过糊着油纸的窗棂，看学堂方向飘来的纸鸢在天上打转。老四的胳膊裹着柳树枝和破布条，整整十三天，我的影子都没敢迈过门槛坎。
后来学堂的铜铃换成生产队的钟声时，大哥已经能扛起半袋麦子。我背着老五，牵着老四，站在学堂歪脖子柳树下。粉笔灰的味道混着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像春天的雨丝往人心里钻。母亲在麦地那头直起腰喊我，镰刀上的银光闪过，我忽然明白，那些油墨香和田垄里的土腥味，终究是要分道扬镳的。
如今老槐树的年轮又添了五十圈，可每逢麦收时节，我仍会梦见那个抱着弟弟奔跑的午后。老四胳膊上的疤淡成月牙白，而那个被锁在厢房里听书声的夏天，却在我心里结成一块琥珀，封存着再也回不去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