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的夏天，我揣着一腔懵懂的勇气，孤身踏上去广东的路。第一站是长安，落脚在一家首饰厂，日子被珍珠、项链和无休止的流水线填满，那是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生活的齿轮转起来，连喘口气的间隙都显得奢侈。
厂里专做珍珠类的首饰，我的工作从选品开始，指尖摩挲着一颗颗圆润的珍珠，挑拣出品相上佳的，再看着它们经过打磨，在工友的手里渐渐拼凑成耀眼的项链、手链。车间里的灯光总是亮得晃眼，那些串好的项链在灯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看多了，竟也觉得麻木，只知道机械地重复着手上的活计。车间的进出口有一道扫描口，冰冷的仪器立在那里，像一双时刻警惕的眼睛，防止有人私藏厂里的东西出去，那道关口，也让整个车间的氛围都透着几分压抑。
初来乍到，我住在厂里的内部宿舍，日子被工作塞得满满当当，睁开眼就是赶去上班的清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时，已是深夜加班后的光景。宿舍里的人来来往往，大家都是行色匆匆，早上忙着洗漱赶工，晚上沾床就睡，朝夕相处，却连彼此的名字都认不全，更别说交心的话语。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实习期结束，我们这批新员工要搬到两条街外的宿舍楼，说是让新员工融入老员工，可于我而言，只是换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过着匆匆忙忙的生活。
我被分到了三楼的宿舍，原本的十二位老员工，加上我们四个新加入的，小小的宿舍挤了十六个人，连转身都显得局促。出门在外，钱是最踏实的依靠，我不敢把钱放在柜子里，也没有什么贴身的包，便一直把钱塞在枕头底下，那方寸之地，成了我心里最安稳的角落。
日子像复制粘贴一般，今天重复着昨天的轨迹，上班、加班、睡觉，我在这样高速旋转的生活里，慢慢学着适应，也慢慢和宿舍里的人熟络了几分。直到同铺的同事低声提醒我，宿舍里的小偷很是猖狂，丢钱的事时有发生，听完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那时身上揣着爸爸给我的仅有的200块钱，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也是我最后的底气，我不敢再放在枕头下，思来想去，索性把钱藏进了内衣里，贴身放着，才觉得安心。
果然，没过多久，宿舍里就有人丢了钱，慌乱和猜忌瞬间在狭小的宿舍里蔓延开来。我不知道是因为骨子里的自卑，还是因为平日里我总是独来独往的独立，所有的怀疑，竟一股脑地指向了我。那一刻，我只觉得浑身冰冷，百口莫辩。厂里很快安排了保安来搜身，推搡间，我藏在内衣里的200块钱掉了出来，红着脸蹲下去捡，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那钱上，沾着我的泪水，也沾着无端的侮辱。
我站在那里，无措又茫然，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不知道该哭，还是该闹。出门前，爸爸的叮嘱还在耳边，他说做人要诚实，要脚踏实地；妈妈的期待也凝在眼底，她盼着我在外能好好的挣口饭吃。这些话像千斤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让我连辩解的力气都没有，只觉得委屈像潮水一般，将我淹没。
最后，钱被退还给了我，那些无端的怀疑似乎也随着这件事不了了之，可我心里的疙瘩，却再也解不开了。我辞了职，走出那家首饰厂，走出那道冰冷的扫描口，站在长安的街头，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我格格不入。我拨通了同学吴红的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积攒的所有委屈和屈辱都化作哭声，我对着电话那头，语无伦次地诉说着，她静静听着，然后轻声说，来虎门找我吧。
挂了电话，我又想起了表姐夫袁军哥哥，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打BB机，等着传呼台把消息转达给他，再等他回电话。电话接通时，我带着哭腔说，我做得不开心，想去桥头镇找他们。表姐夫没有多问缘由，只是耐心地告诉我，从长安到桥头镇该怎么走，坐哪趟车，在哪里转车，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