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那年我虚岁十三，恰逢1970年全民大修水利的洪流。公社里十八个生产队组成的大队中，我们队既是人口最多的生产队，也是派工最重的单位。眼见着壮劳力缺口难补，生产队长竟将目光投向了我——这个尚未褪去稚气的半大孩子。
清晨的冲锋号刺破雾霭时，母亲正攥着队长粗糙的衣袖反复叮嘱：“您瞧这孩子个头窜得飞快，可骨子里还是个没长开的娃娃。“我站在生产队斑驳的土墙下，晨光勾勒出少年人单薄却倔强的轮廓，粗布衣裳下隐约可见尚未发育的胸脯，唯有裤脚高高卷起，才勉强遮住脚踝。
工地的喧嚣裹挟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每隔百步便有高音喇叭嘶吼着革命歌曲，铁锹掘土的“嚓嚓“声与独轮车“吱呀“的呻吟交织成独特的战地交响。我被分配到最轻省的“挂烧“活计，终日穿梭在尘土飞扬的土方之间，脚上的布鞋磨穿了底，却磨不灭骨子里那股倔劲。当《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旋律穿透云霄，我总能跟着喇叭哼出完整的副歌；午休时攥着树枝在地上临摹标语，夕阳将歪歪扭扭的粉笔字镀成金色。
最难忘是露天电影的夜晚。银幕上的光影在劳作一天的人们脸上跳跃，我蜷缩在土埂后，任凭放映机的光束将少年的心事投射到星空。可思乡的藤蔓总在夜深人静时疯长，某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我揣着省下的半个白面馍，赤脚踩着露水打湿的田埂，硬是凭着记忆摸黑走了十余里。破晓时分，当鸡鸣惊醒沉睡的村落，弟弟们揉着惺忪睡眼，看见的是沾满草屑的姐姐，和掌心里温热的馍块。
次日天未明，我又踩着晨露往工地赶。母亲追出门塞来的烤红薯还带着灶膛余温，我却在奔向工地的路上，将这点温存悄悄藏进贴身口袋。工地上此起彼伏的号子声里，十三岁的肩膀扛着超越年龄的重量，而那些在劳动间隙用树枝写就的汉字，那些跟着高音喇叭学会的红歌，都在岁月里酿成了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