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父母的生命都扎根在民国二十年的风沙里。母亲七岁那年，外婆的咳血染红了江南老宅的青砖地，从此她脖颈的蓝布帕子里总裹着半块发硬的麦芽糖——那是从继母指缝间偷藏的甜。父亲则是北地寒霜里打滚的野孩子，十二岁攥着族谱去当铺换高粱米，掌柜的惊堂木一摔：“半大小子当什么家？“
朝鲜战场的硝烟刚散，父亲揣着转业证明踏上归途。月老的红线在劫后余生的时代里格外鲜艳，竟将两个过早失去母爱的灵魂缠成了结。父亲军装换工装那天，母亲把陪嫁的银镯子褪下来换成铝饭盒，她说机关食堂的阳春面太金贵，得留着肚子装更实在的日子。
命运的急转弯发生在第五个寒露。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看窗外梧桐叶打着旋儿往机关大院里飘，突然说：“这金笼子关得人喘不过气。“那年公社的擂鼓震天响，她硬是拽着父亲褪了干部服，举家迁回祖传的十亩薄田。爷爷瘫痪的藤椅，奶奶药罐里的苦香，两个总也吃不饱的半大小子，从此都系在了母亲单薄的腰杆上。
记得最清是茅厕漫溢的那个晌午。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子噼啪炸响。“男人们干的活“，他总拿这句话挡开腌臜事。母亲把扁担往我肩上套时，我嗅到她发间混着汗味的皂角香。粪桶磕在青石板上，溅起的黄汤里倒映着父子三人的影子，只有母亲弓着背在浊气里挥动粪勺。那年我十岁，知道了世上最脏的活计原来叫“活着“就得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