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伟大的美国梦想”

1944年至1946年是20世纪世界历史转折的年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代中，发生了两个影响世界政治的重大进程。其一是世界进步力量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势力急剧没落，并最终被逐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战时大同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迅速解体。那些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各种力量不断调整彼此的关系，它们之间各种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并最终导致了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总而言之，旧的势力范围已经在二战的大炮轰鸣中土崩瓦解，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动乱、纠纷与冲突中形成。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历经四百年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欧洲列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蹶不振。曾经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它苦心经营的“大东亚共荣圈”变成了埋葬大和武士的坟场。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衰落和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崩溃，在东亚地区有三支重要的力量迅速崛起。其一是美国。它借二战之机将其势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扩展至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它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企图取代欧洲列强和日本，在东亚独占鳌头。其二是在地理上横跨欧亚的苏联。它在世界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此时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其他诉求，毫不掩饰要在东亚发挥巨大影响的决心。第三种力量是亚洲的新兴民族解放运动。由于亚洲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战争结束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地兴起并汇合成为不可阻遏的浪潮。后来的历史证明，亚洲新兴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和蓬勃发展，使得任何在这一地区称霸的企图都是异想天开的。

东亚国际关系经常是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战后东亚政治中的各种矛盾在这个时期再次汇聚到中国。东亚各种力量的布局、演变和消长，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两次积极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直接出面调处国共矛盾，主观上是基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选择，以及罗斯福[1]、杜鲁门两届政府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分析和评价；客观上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赫尔利和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相继赴华调处国共矛盾，正横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代。他们的言行特别深刻也特别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方面。

总的看，美国调处国共矛盾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所包含的根本矛盾之一——实力与目标的差距——的产物。自从美国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星条旗，自认为是“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踏上了向西太平洋扩张的征途。由于对西班牙战争的胜利，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殖民地。在阿拉斯加、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等地树起的星条旗，标志着美国的势力范围从此延伸到东亚。以往在打开中国门户的过程中，美国不过是步欧洲列强之后尘，被史家戏称为别人在前边打开一道门，“美国人就跟着进去”。现在不同了，美国终于取得了进入东亚大陆，特别是进入中国的“踏脚板”和“发展对华贸易的基地”。1898年，曾任驻华公使的田贝声称：“全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除了日本之外，我们比任何其他商业国家都接近这个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得重要。”美国一些政治家预言，“谁了解了中国，谁就能执今后五百年世界政治之牛耳”。美国一些经济家则把中国看成是销售美国剩余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他们声称“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

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在中国掀起新一轮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曾打算至少占领一个优良的中国港口，以便“能够从那里有力地主张我们（美国）的权利和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影响”。然而，由于美西战争的纠缠，美国未能如愿以偿，它在中国取得一块势力范围的企望终成画饼，结果是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被称为“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标榜保全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的完整，但是实质上试图加以保护甚至扩展的，是美国在全中国的贸易和影响力。事实上，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并几乎获得了其他列强用武力在中国勒索到的一切特权。所以它被美国人称为“顺便搭车的帝国主义”“也有我一份的政策”。[2]

“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中诸多矛盾的产物，包括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内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相互矛盾的主张，特别是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与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等等。提出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美国无力参与瓜分狂潮的条件下，要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每一份贡品中，都能分一杯羹。不过就这一目标而言，美国从未如愿以偿。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皇俄国和日本携手排斥在中国东北大门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朝夕之间便把美国苦心经营的所谓华盛顿体系搅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门眼看着就要被日本人关上了。美国当时面对日本在东亚咄咄逼人的扩张，除了不断起草和公布各种照会外，并不打算真的着手干些什么来遏制日本，或者说它还不具备真的干些什么的实力。直到十年后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挨了日本空军的炸弹，大批军舰被炸沉到海底，罗斯福政府才于手忙脚乱之中庄严地向日本宣战。

当日本飞机把炸弹投向珍珠港时，整个东亚局势便开始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了。日本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改变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美日之间不战不和的沉闷局面，彻底粉碎了美国的一切动摇和幻想，促使美国罗斯福政府重新大幅度地调整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综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全部军事和外交实践，可以将其政策概括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取得政治上的领导地位、优越的战略安全地位，并保证美国工商业在这里有繁荣发展的前景。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自己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潮流，毫无疑义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美国历史上的空前义举，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为人类社会免遭法西斯主义的蹂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来说既是灾难，也是机会。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决策者在战争的火光硝烟之中，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前贤预言的“灿烂前景”。正是在重塑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欲望的驱动下，美国自决心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起，便不断左顾右盼。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既要警惕所谓苏联影响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又要觊觎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遗产，还要防止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的确，日本战败后，东亚地区不可能真的出现等着美国或其他大国来填补的“权力真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势必要与两股势力迎头相撞。首先是在战争中迅速崛起的苏联，它由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必定要在东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苏联即使不向东扩展其势力范围，也不会漠视美国无限度地向西扩张。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美国日益关注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向。罗斯福总统的重要助手舍伍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指出：“俄国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和瞩目可见的未来图景。由于这一仗，……俄国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了。……罗斯福已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3]这反映了当时罗斯福政府内外一批政策制定者的看法。战后美苏很可能在东亚地区发生一场针锋相对的实力较量，美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其次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亚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痛恨日积月累，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历时四个世纪之久的“白人帝国”如今已经危若累卵。

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积聚着远比欧洲战场复杂得多的矛盾。这里既有起着主导作用的进步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也有列强之间长期对殖民地的争夺，还存在亚洲人民反对一切外来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饱受殖民统治者的压迫，他们对一切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的殖民统治都深恶痛绝。美国高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参加到反法西斯战争之中，面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忧心忡忡。战时曾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就说过：“虽然日本试图统治太平洋和亚洲的物质结果可以完全消除，但必须坦率地承认，精神的发展——远东人民中的民族主义的增长——却由于1942年的胜利而极大地加速。”如果西方列强不愿对旧时代形成的东亚国际关系做基本的调整，那么在东亚地区，“除了一个世纪的混乱和普遍的无政府外，很难预见其他的前景”。[4]

为了一举解决上述两个难题，美国于1943年初制定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赫尔在回忆录中坦言，美国曾经设想靠美英日之间达成协议来维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但战争改变了那里的格局。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东方大国，将在很长时间里消失，因此唯一主要的大国将是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也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但每一方的重大利益都在别的地方。结果为了使远东稳定，不得不使中国参与任何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也不行了，太平洋就不存在稳定的手段了。”[5]显然，所谓“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罗斯福曾把美国执行这一政策可能获得的好处解释得一清二楚。1943年初，他告诉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6]罗斯福还向韦尔斯说明，他“感到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并且“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联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7]可以这样说，“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政策形成伊始，便着眼于战后统领东亚，限制苏联，并服从于美国长期以来争取影响和控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当然，强调罗斯福政府制定这个政策的着眼点包括对东亚战后秩序的设想，并不等于否认这个政策曾起到过加强和鼓舞中国抗战的政治和心理上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战争期间是重要的，也是巨大的。

“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是“门户开放”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也是“门户开放”政策得以产生的矛盾——目标与实力的巨大差距的产物。美国的“主要利益”不在东亚，它也没有能力同时兼顾欧亚两大洲。罗斯福政府对此有明确的判断，所以就需要一个符合美国标准的“统一强大的中国”，使之能发挥“片儿警”的作用，为美国照看好亚洲的领地。问题在于，当罗斯福等美国决策者们的头脑中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设想时，他们正面对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局面。然而，罗斯福宁愿相信他的特使居里编造的神话，即“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充分支持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注）”，肯定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可以“完全信赖”蒋介石会按照美国的愿望，“推行一项有力的战争政策，并创建一个现代化的和民主的强大国家”。罗斯福并非对神话和谎言缺乏洞察力的昏庸之辈，但他有时很可能需要它们来充实自己的想象，并说服别人追随他的政策，何况东亚对于美国远非生死攸关之地。因此，他宁愿睁一眼闭一眼地信口宣布：“中国在过去——约半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主国家之一。”[8]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千真万确，罗斯福政府从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开始，便不遗余力地着手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那种“强大国家”。

1943年1月，罗斯福政府宣布取消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随后罗斯福通过批评史迪威，统一了美国军政首脑的意见。3月，他告诉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艾登，中国将与美英苏三大国站在一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罗斯福郑重其事地宣布，“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并且对丘吉尔未能在某次演讲中把中国排入大国行列“表示遗憾”。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为此尖酸地抱怨罗斯福政府是在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9]4月，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的霍普金斯告诉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宋子文，罗斯福认为“中美间此时已无须再非正式讨论原则，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10]

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首脑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时，开会讨论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罗斯福在会上强调，签署任何有关战后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在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迫使苏方承认罗斯福政府给蒋介石的头衔。赫尔告诉莫洛托夫，美国打算鼓励中国继续战斗，并希望中苏两国“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他还在私下会晤中表示，美国不可能忽略中国，否则很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发生最可怕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那样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调整政策，以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保持适当的稳定”。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认为，赫尔的话是“明显地暗示，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拨给蒋，除非允许中国签署四大国宣言”。[11]当莫洛托夫继续拒绝美方的建议时，赫尔竟以中断会议、空手而回相要挟，直到斯大林做出让步才罢手。为了使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能及时获准代表中国在会议拟定的宣言上签字，赫尔主动向傅秉常提供美国的电台。在美国的有力支持下，国民政府代表终于在莫斯科四国外长宣言上签字。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结束后，罗斯福政府既然已经迫使英国和苏联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剩下的就是把蒋介石拉上战车了。11月22日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一本正经地接待了蒋介石这个所谓“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蒋介石也煞有介事地与罗斯福谈论了东亚的未来，好像他们真的是在平起平坐地决定东亚的命运。在23日的会晤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该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对此“欣然地”接受。罗斯福和蒋介石一致同意，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他们强调：“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罗斯福提出，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美国应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军队，以便有效地承担“责任”。蒋介石表示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使其“能履行国际义务”，并允许美国使用旅顺港。[12]此外，罗斯福和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通过开罗会议，罗斯福政府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东亚的战略合作关系。罗斯福终于在国际上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他相信开罗会议“不仅在今天和不久的将来取得成果，而且今后几十年也会产生效果”。蒋介石认为，开罗会议“以政治的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他通过宋美龄告诉罗斯福，他已“无法找到颇有意义的话来表达内心充满着的感激之情”。1943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在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的排华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13]12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把开罗会议说成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开罗会议的决策，乃是美国远东政策最鲜明的结晶，……代表了全人类的最大希望，也给予了全世界以无限光明”，而且“世界人类历史的新页是在开始编写了”。[14]

全面评价开罗会议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就像“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这个政策一样，它毕竟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开罗宣言》，无疑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和积极意义，曾经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但当从回顾历史的角度观察罗斯福和蒋介石会谈的影响时，不能不指出它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11月23日会谈的结果表明，罗斯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把维护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同国民政府捆在一起，决心与国民政府建立包含某种排他性的准政治军事联盟。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刺激了罗斯福政府在东亚的胃口，驱使它更多地向国民政府投资，从而使美国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方面，逐渐失去了选择余地。蒋介石则根据与美国结盟的性质确信，不论他需要什么，美国“都会照办”。许多年以后，美国战时驻华外交官戴维斯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美国几乎是在达到战时顶峰之际，在与国民党中国的关系方面被拴住了。”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就在罗斯福兴致勃勃地在国际上宣扬所谓新的中国时，中国的现实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

从1942年底至1943年初，盟军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胜利引起了世界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各种政治力量均感受到这种变动所产生的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西斯势力惧之，反法西斯力量喜之，当然也有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声称：“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国今后的命运取决于“国内政治之是否统一”“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他还指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是“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并宣布如果中共不放弃“武力割据的恶习”和荡涤“封建军阀的观念”，国民党一党统治“就一日不能终结”。[15]显然，《中国之命运》的主旨是奠定一种理论基础，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框定中国未来的命运。它是向中共和中国其他追求民主的力量发布的宣战书，具有为发动内战做思想和舆论准备的严重性质。《中国之命运》的问世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该书所阐述的思想支配下，势必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治，并早晚要走上发动反共内战的道路。《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仅两个月，国民党便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一阵攻击中共的宣传浪潮。与此同时，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频繁调动，使西北国共对峙的地区顿时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整个1943年夏，国共关系又一次处于危机状态。

1943年夏发生的国共危机严重冲击了盟军在亚太地区的对日作战计划，并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东亚国际政治局势为之震动。这次国共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揭示了国共关系对东亚政治形势的复杂影响；它犹如一道催化剂，极大地加快了罗斯福政府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反应过程。

最早试图从战后的战略层次探讨美国在中国正面临的尴尬局面的，是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他们当时在美国国务院里被称为“中国通”。他们的战略性思考几乎与罗斯福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目标同步。当罗斯福决心让蒋介石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名义会员时，那些“中国通”就开始观察并思考，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能否承担美国赋予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他们的探讨也开始于国共矛盾尖锐化的时刻。1943年夏的国共危机显现了国共矛盾涉及的诸多问题，这促使“中国通”们逐步把握到中国问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他们广阔的背景知识、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和冷静深刻的分析力，确实使他们迅速抓住了美国在中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中，美国驻华军政人员最关心的是中国能否在抗日战争中继续打下去。他们当时普遍认为，援助国民政府是维持中国战场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其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他们愈加不确定，国民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能否有效地利用美国的援助来加强对日作战。他们提醒罗斯福政府，蒋介石及其政权的胃口是很难被满足的，不论美国增加多少援助，都不会被蒋介石认为是“实质性的”；在中国战场对日军发动任何攻势作战，都“必须由盟军提供外国军队承担”；美国能得到的唯一报偿，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敌人撤离的地区和巩固他人取得的进展”。他们还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是保守的政治势力的集团，在国民党中存在着法西斯思想”，而美援会起到支持国民政府中的腐败分子的作用，因此他们建议罗斯福政府，应有意识地将美援作为制约蒋介石的手段。1942年8月，史迪威提出对蒋介石实行“讨价还价政策和压力政策”，既不是他个人好恶的产物，也不是他偶然冒出的想法，而是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国民党政权保存实力政策的认识的间接反映，是他们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政策不满的表现。

1943年，随着亚太地区军事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的尖锐化，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始达到新的深度。他们在给罗斯福政府的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因论据充实和论点深刻而引人注目。他们认为，美国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国共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内战，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国民党由于其本性和弱点，很可能成为失败者；（2）国共斗争反映着东亚不同政治营垒之间的对立，必定会严重影响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绝不可等闲视之；（3）面对中国现实，美国必须调整无条件的和片面的援蒋政策，否则美国在中国已经做出的“巨大努力”将有可能付之东流。当前最现实的途径，是首先与中共建立必要的联系，以便控制住中国的政治局势。总之，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已经到了需要改弦易辙的关键时刻，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处理国共矛盾。

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报告揭示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症结，撬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合乎逻辑的问题是，一个既不愿意积极同日本侵略者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国民党政权，能够成为战后东亚稳定的基础吗？罗斯福政府为什么在高举民主自由之大旗同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之时，一定要对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法西斯色彩的政权如此垂青？美国在中国难道真的已经别无选择了吗？“中国通”们的报告的确比较客观和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内部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战后东亚各种政治力量的基本布局及其与中国局势，特别是与国共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重要而又强烈的信号，势必引起美国决策者的重视。

时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后来写道，在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他谈话时，曾对国民政府的状况深表不满，认为国民政府“极端腐败”，“没有行政效率”，“对于广大中国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罗斯福表示特别担心“日本战败后，在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危险在于，苏联将插手支持共产党，西方世界也将被引诱或被迫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国民党”，那时就会出现“西班牙内战时所见到的形势，只是规模更大，更危险”。因此“战后中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16]赫尔也同样感到美国的援助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配合，不可能自行产生效果。可问题恰恰是国民政府贪污且无效率。如果国民政府像韦尔斯当时形容的那样，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中无限期地挣扎下去，那么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努力最终只会被证明是枉费心机。

但是，既然罗斯福已经打定主意支持蒋介石，而且美国正在把军事援助大量地提供给国民政府，他当然不会轻易抛掉蒋介石政权这个想象中的能使列强在远东保持平衡的砝码。罗斯福很可能知道自己是在冒险。他曾这样告诉斯大林，他之所以坚持抬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并非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目前的软弱地位，而是他的目光更远地瞩望于未来”。[17]罗斯福为了看到他想象中的那个“未来”，决心要——作为美国走向巅峰时期的总统，他相信美国有这个能力——在对华政策上化险为夷。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实际上是沿着两条思路同蒋介石打交道的。一条思路是确立美蒋之间的战略关系，把蒋介石同美国——也就是把美国同蒋介石——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和巩固美国在东亚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地位；另一条思路是迫使蒋介石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按照美国规定的指导方针，处理他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

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就中国内部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但从罗斯福同他儿子的如下谈话中，可以大致窥见其基本想法。据小罗斯福回忆，他父亲当时说过，国民政府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府”，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打仗”。虽然蒋介石以军队没有训练和缺乏装备为自己辩解，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拒绝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并以大批国民党军队包围“红色中国的边境”。不过，罗斯福对蒋介石尽管有诸多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夫妇固然“有许多缺点”，美国“却不得不依靠他们”。关于中共，罗斯福相信蒋介石指责其不抗日是撒谎，他充分了解“大部分中国海岸”控制在中共手中。基于此，为了解决国共之间的纠纷，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他还提醒蒋介石，美国“不会陷入那里（中国）的任何内战的陷阱里”。[18]

继在国际上把中国抬到“四强”之一的位置上之后，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实际上也为中国的统一确定了一个模式。在他看来，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没人能取代他；中国共产党人是愿意抗日的爱国者，而且控制着许多地方。罗斯福选择的路线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可以说一直到马歇尔调处失败为止，美国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从未超出罗斯福设定的这个政策的逻辑。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因时局发展，时有起伏，时有曲折罢了。

罗斯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这条路线包含着不现实与现实两种成分。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戴维斯在给罗斯福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也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19]这的确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现实性所在。罗斯福政府自从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后，它在中国就不仅是在支持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是在维持一个反对改革的政权。罗斯福政府为实现其政策目标所做的全部努力，同扶持蒋介石政权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恰恰在于，美国连维持“门户开放”的力量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有能力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国家”？而且由于美国把它在东亚的利益同国民党政权拴在一起，这就使它不能不对蒋介石产生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又反过来削弱美国控制蒋介石的能力。这确为罗斯福所始料不及。因此，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现实的政策。

不过也应该看到，罗斯福政府的政策中也包含着现实的成分。巩固蒋介石的地位是美蒋结盟的必然结果。美国增加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一方面是为了支持蒋介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内部的政治统一，问题是罗斯福提出的政治统一的途径是组织一个国共联合政府。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共的力量，并愿意承认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不赞成蒋介石和国民党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主张国共两党通过政治谈判，进行民主联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始终强烈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这是罗斯福政府在对中国现实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共及其他一些民主的政治力量所做的妥协。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的这种行动对维护中国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现实成分没有成为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导方面。它受制约于美蒋战略联盟，即便在其对华政策陷入绝境之际，也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一个荒唐的特点，即罗斯福政府总是企图使中国的现实去符合、去适应其不现实的设想。

沿着罗斯福政府提出“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到开罗会议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脉络，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调处国共矛盾是罗斯福政府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从维护美蒋战略关系的稳定出发所采取的重要行动；它是实现所谓“伟大的美国梦想”的关键步骤，服从于美国战后对东亚国际秩序的战略规划。国共矛盾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1943年以后，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国共矛盾的尖锐化为起点，以直接介入国共斗争为归宿，这反映了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焦点和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解决国共问题，已成为罗斯福政府战时对华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战时的选择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和结局。

[1] 为方便阅读，本书所涉外文人名统一见文末“中英文人名对照表”，特殊情况除外。

[2]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等译，北京出版社，1984，第25页。

[3]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5～326页。

[4] Sumner Welles，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44），pp.297-299.

[5]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Macmillan Co.，1948），pp.1586-1587.

[6] 〔英〕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瞿同祖、赵曾玖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687页。

[7]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 （New York：Harper，1950），p.186.

[8] 〔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陈启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558页。

[9]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504页。

[1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159～160页。

[11]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第264页。

[12] 本书编译组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47～451页。

[13]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108页。

[14] 《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第31～35页。

[15]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明报社，1945，第116～121页。

[16] 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1.

[17] Roosevelt-Stalin Meeting，November 29，1943，2：45 p.m.，Roosevelt’s Quarters，Soviet Embassy，The 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FRUS hereafter），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p.532.

[18] 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 （New York：Duell，Sloan & Pearce，1946），pp.142，163-164，249，250.

[19] John Paton Davi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Norton Press，1972），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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